经济低迷的通胀时期我们怎么办？
凯恩斯主义者顽固不化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7月20日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庞大的财政赤字打击了私人部门的信心，而且必将导致通胀预期急升，唯有进行类似于当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所实施的体制变革才能消除人们的恐惧。
以下是评论文章原文：
对于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次遭遇“沉闷的科学”(即经济学)的人而言，当前西方世界关于财政政策的大讨论令人感到沮丧。
据说波旁王朝的皇族们什么也没忘记、什么也没学会，同样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今日的当代凯恩斯主义者们。他们不能也永远不愿忘记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失误。然而对于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煌煌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经济学理论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似乎也未能从中收获分毫。
如果用漫画形式来描述，辩论是如此这般进行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被胡佛的幽灵所折磨，警告美国仍有累卵之危，随时可能坠入又一次萧条的悬崖。他们辩称，最可能导致这一恶果的莫过于过早收紧财政政策，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连任之后便犯了这一错误。与之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财政刺激。
凯恩斯主义的***者们反驳道，美国的财政政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之路。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发出警告，公众手中的联邦债务将从今年占GDP的62%升至2021年的90%以上。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最近一份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出，如果债务负担超过GDP的90%，将会导致更低的增长和更高的通胀。
于是凯恩斯主义者们指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为3%，根本不存在所谓通胀恐慌！反凯恩斯主义者反唇相讥——债券市场的下跌很少是渐进式的，往往一个坏消息就能触发一轮大跌，比如信用评级下调。他们指出，债券投资者当心的还不仅仅是通胀，美国债务的海外持有者——占公众所持联邦债务比重的47%——在担心未来出现某种形式的违约。
凯恩斯主义者们称，所谓“债务警卫”(bond vigilante)乃是扑风捉影，而反凯恩斯主义者则表示，真正的虚构乃是所谓凯恩斯主义乘数，据说这一乘数能够将财政刺激转换成数倍的总需求提升。后者认为，相反，大规模赤字正在损害企业的信心，尤其它预示着未来要增税。于是乎大家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在这样的三伏天里，各种财经媒体却偷着乐了。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根本不是关于经济学的争论，而是关于历史。当罗斯福1933年上台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GDP的4.7%，随后1934年达到了5.6%的峰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联邦债务负担仅略有上升。美国着手实施类似于2007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是在战争时期。因此我们今天所目睹的情形更接近40年代而非30年代：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金融大战。
然而二者之间仍有着天壤之别。首先，当年美国是通过发售战争债券从国内储蓄为巨额战时赤字获得融资的；第二，战时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因此财政刺激不会出现溢出；第三，战时经济以满负荷运转，而且对私人部门实施了许多管控措施来防止通胀。
今日类似于战时的赤字规模却发生在美国高度依赖国外借款者的时期，同时经济处于开放状态，因此美国的财政刺激最终可能让中国的出口商受益，另外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因此通缩威胁要大于通胀。
那么历史上是否存在类似的结合体呢？显然有。在凯恩斯出生很久以前，从阿根廷到委瑞内拉的弱势政府曾经试验在和平时期大规模举债，看是否能够找到避免做出艰难选择的方法。这些试验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收场。要么国外借款人在违约过程中遭到诈骗，要么国内借款人在通胀过程中遭到勒索。当经济增长疲软之时，通胀的到来可能十分缓慢。但是总有这么一刻不可避免地到来——中央政府的货币创造行为触发通胀预期飙升。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写了一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的论文。这一论文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政府(尤其是英国)痛楚地发现，赤字并不能拯救他们。面临着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攀升，唯有施以猛药，方可治愈顽疾。萨金特回顾20世纪20年代因战争导致债务爆炸的中欧之后，证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非此不足以逆转通胀预期。
那些喜欢将信心比做童话中“仙女”的经济学家未能从数十年来关于预期的经济学研究当中学到东西，《纽约时报》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便在其列。他们也似乎未能注意到，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是这场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学术赢家，而这一学科所关注的核心就是人类心理的跌宕起伏。
大西洋两岸的调查给我们提供了一目了然的证据。人们对于并无战争为其提供合理性的世界大战级别的赤字规模忧心忡忡。根据《金融时报》最近的一份报道，45%的美国人“认为未来10年内他们的政府可能无法承担其财政义务”。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调查也描绘出一幅类似的忧虑图景。
治疗这种恐惧的药方必须是萨金特教授30年前所提出的那种政策体制变革，那种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曾经成功实施的变革。就像今天一样，当时的选择也是在刺激和节俭之间二选一，在提升私人部门信心和谋杀私人部门信心之间二选一。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7月20日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庞大的财政赤字打击了私人部门的信心，而且必将导致通胀预期急升，唯有进行类似于当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所实施的体制变革才能消除人们的恐惧。
以下是评论文章原文：
对于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次遭遇“沉闷的科学”(即经济学)的人而言，当前西方世界关于财政政策的大讨论令人感到沮丧。
据说波旁王朝的皇族们什么也没忘记、什么也没学会，同样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今日的当代凯恩斯主义者们。他们不能也永远不愿忘记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失误。然而对于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煌煌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经济学理论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似乎也未能从中收获分毫。
如果用漫画形式来描述，辩论是如此这般进行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被胡佛的幽灵所折磨，警告美国仍有累卵之危，随时可能坠入又一次萧条的悬崖。他们辩称，最可能导致这一恶果的莫过于过早收紧财政政策，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连任之后便犯了这一错误。与之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财政刺激。
凯恩斯主义的***者们反驳道，美国的财政政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之路。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发出警告，公众手中的联邦债务将从今年占GDP的62%升至2021年的90%以上。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最近一份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提出，如果债务负担超过GDP的90%，将会导致更低的增长和更高的通胀。
于是凯恩斯主义者们指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为3%，根本不存在所谓通胀恐慌！反凯恩斯主义者反唇相讥——债券市场的下跌很少是渐进式的，往往一个坏消息就能触发一轮大跌，比如信用评级下调。他们指出，债券投资者当心的还不仅仅是通胀，美国债务的海外持有者——占公众所持联邦债务比重的47%——在担心未来出现某种形式的违约。
凯恩斯主义者们称，所谓“债务警卫”(bond vigilante)乃是扑风捉影，而反凯恩斯主义者则表示，真正的虚构乃是所谓凯恩斯主义乘数，据说这一乘数能够将财政刺激转换成数倍的总需求提升。后者认为，相反，大规模赤字正在损害企业的信心，尤其它预示着未来要增税。于是乎大家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在这样的三伏天里，各种财经媒体却偷着乐了。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根本不是关于经济学的争论，而是关于历史。当罗斯福1933年上台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GDP的4.7%，随后1934年达到了5.6%的峰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联邦债务负担仅略有上升。美国着手实施类似于2007年以来的财政扩张是在战争时期。因此我们今天所目睹的情形更接近40年代而非30年代：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金融大战。
然而二者之间仍有着天壤之别。首先，当年美国是通过发售战争债券从国内储蓄为巨额战时赤字获得融资的；第二，战时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因此财政刺激不会出现溢出；第三，战时经济以满负荷运转，而且对私人部门实施了许多管控措施来防止通胀。
今日类似于战时的赤字规模却发生在美国高度依赖国外借款者的时期，同时经济处于开放状态，因此美国的财政刺激最终可能让中国的出口商受益，另外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因此通缩威胁要大于通胀。
那么历史上是否存在类似的结合体呢？显然有。在凯恩斯出生很久以前，从阿根廷到委瑞内拉的弱势政府曾经试验在和平时期大规模举债，看是否能够找到避免做出艰难选择的方法。这些试验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收场。要么国外借款人在违约过程中遭到诈骗，要么国内借款人在通胀过程中遭到勒索。当经济增长疲软之时，通胀的到来可能十分缓慢。但是总有这么一刻不可避免地到来——中央政府的货币创造行为触发通胀预期飙升。
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写了一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的论文。这一论文可以算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西方政府(尤其是英国)痛楚地发现，赤字并不能拯救他们。面临着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攀升，唯有施以猛药，方可治愈顽疾。萨金特回顾20世纪20年代因战争导致债务爆炸的中欧之后，证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非此不足以逆转通胀预期。
那些喜欢将信心比做童话中“仙女”的经济学家未能从数十年来关于预期的经济学研究当中学到东西，《纽约时报》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便在其列。他们也似乎未能注意到，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是这场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学术赢家，而这一学科所关注的核心就是人类心理的跌宕起伏。
大西洋两岸的调查给我们提供了一目了然的证据。人们对于并无战争为其提供合理性的世界大战级别的赤字规模忧心忡忡。根据《金融时报》最近的一份报道，45%的美国人“认为未来10年内他们的政府可能无法承担其财政义务”。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调查也描绘出一幅类似的忧虑图景。
治疗这种恐惧的药方必须是萨金特教授30年前所提出的那种政策体制变革，那种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曾经成功实施的变革。就像今天一样，当时的选择也是在刺激和节俭之间二选一，在提升私人部门信心和谋杀私人部门信心之间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