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怎样去定义

货币是一个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一种工具，但是制定这种工具也有一定的讲究，货币政策即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如何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因此，货币政策关于货币的政策（规则）便应运而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在实际操作中，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政策的制定往往就是将想法与数据组合起来。同时，把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政策后果进行罗列，货币政策试图测算出一旦作出错误的决定会有多大的代价，最后在各个政策中尽量选择出能够提供最大利益、承受最小风险的政策。简单讲，就是如何使得货币在运行中收入大于支出。不管我们是否真正全面掌握所有货币政策，事实上这些政策也仅仅是依赖于对未来的一种预测。这一不确定性在货币增长规则上表现得尤为尖锐。其实，通货膨胀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指流通中的货币的价值与流通中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相比出现下跌的现象。随着技术革命对一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冲击，区分某种特定的货币、准货币或未来价值贮藏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有一个结论是千真万确的，即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社会全部购买产品所需的货币量。我们在对付不确定性时，只确保按照合理定义的货币增长没有超出可预见的谨慎范围之外。问题是，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地定义这些范围。同时即使在这些范围之内，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仍会给自己留有一些空间。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期起，各种迹象开始表明，资本回报预期正在不断上升。这一点既反映在投资于高技术设备回报率的显著上涨，又反映在公司管理对长期收益增长估计不断上升。可是，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观察到的这一切，究竟是短期内生产力提高的突然爆发，还是生产力长期持续的增长。当生产力持续增长、经济扩张期明显变长时，我们认为处于一个生产力持续上升过程的观点可信度更大一点。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看到证据，同时资本市场的数据与加速发展生产力相一致，我们才开始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当面对一段时期内的结构性变化时，我们的政策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建立在能够从惊异与异常的数据中辨别出正在形成的走势基础之上，然后仔细地刻画出这些走势的内在含义。面对矛盾的信息，如果死守某一个经济模型，那将是极其荒唐和愚蠢的。因此，面对生产力的提高，积极调整自己、适应社会是政策制定需要极力考量的。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些货币政策的出台必须要有一整套制度加以规范和完善。因为它有助于在不同部委当中树立行动共识。因此，在中国货币政策出台过程中有三种机制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个层次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于 1997年 7月成立。2003年 12月 27日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货币政策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第二个层次是国务院会议。根据当前制度，在制定关键的货币政策决定时，利率或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必须要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从目前来看，国务院常务会议由 10人组成，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对货币政策加以制定。第三个层次最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加重要的货币问题和汇率政策，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委员会基本更加倾向于从货币本身而言考虑政策的出台和建议，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部委一样，都有自己的考虑。在制定利率决策时，央行有时候会跟地方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发改委希望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货币政策以便能够为其新项目融资。央行的汇率决策常常遭到商务部的反对，后者希望低估人民币币值，货币政策这样出口商在对外贸易中才会占有优势。因此，货币政策制定并不是想象中那样轻松，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包含着国家战略和发展大计，并且还存在着利益的协调。如果利益存在冲突，则需要在政策的制定中停下来，等到大家意见统一了再制定。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很有可能会密集产生一批不良贷款，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通胀。

的确，刺激性的消费和借贷令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09年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陷入衰退之时，中国经济增速却高达约 9%。但这也产生了具有潜在威胁的信贷激增现象，货币政策房价被刺激得居高不下也让货币政策制定者十分头疼。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绝非容易之事，每一个小小的加息政策都会对国民生计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出台必须是理性和冷静的。